你以为是在付钱，其实是在借钱；你没点“开通”，平台已经帮你开了；直到收到逾期短信，才发现自己欠了钱。花呗等在各大网络平台引入小额信贷业务后，消费者不管是购物、点外卖，还是订酒店、打车，几乎所有生活消费场景中，哪怕块儿八毛的金额都能一键“丝滑”地进行快捷支付。然而，这类互联网小额信贷在给消费者带来便利的同时，也长期因支付页面自动捆绑、默认推荐、隐蔽年化利率等问题遭到消费者投诉。
近日，北京市民李女士收到一条来自某外卖平台的信息称，有一笔110多元的贷款待还，打开该App页面才发现原来是上个月一次点外卖的款项。“我从来没开通过这种月付方式，每次付款时页面都默认优先月付，我都会换成支付宝或微信支付，就是有一次着急没注意，结果一键支付了。”李女士表示，很不喜欢这种“无感”借贷，即使还款额度不大，但违背了自己的意愿。
有网友称，近日在某平台订电影票时收到提示“绑卡立减”后绑定银行卡，但在平台没有明确显示月付代扣协议或设置免密支付的情况下，钱款就被直接代扣划走。还有网友表示，在使用花呗月付过程中，从未收到任何还款提醒，导致非主观逾期并被乱扣费用。也有部分网友遇到预订酒店后，因临时取消行程而申请退款，但月付代扣金额仍未清除的问题。
——平台商业利益刚性驱动。我国互联网发展至今，个人生活消费深度融入网络平台，超前消费理念使得小额信贷成为部分消费者客观需求，也催生平台企业布局各自金融产品的内生动力。相比传统银行信贷业务，互联网小额信贷产品开通快捷便利，申请入口嵌入各App主营业务中，能与消费者多个消费场景无缝衔接。加之互联网消费信贷息差收益远高于基础支付业务，比如平台突出强调的“日利率仅为0.05%”换算成年化利率高达18.25%，小额信贷产品逐渐成为平台流量变现、利润增厚的重要赛道。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拟定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针对金融产品的网络营销划出硬核红线，明确严禁非银行支付机构将贷款、理财产品放进支付工具选项，花呗、白条、月付等信贷产品必须挪到独立专区，不能前置、默认或诱导，平台不能再以自身仅提供中转信息服务等理由规避法律责任。新规旨在阻断平台靠支付导流赚金融钱的通路，让支付方式回归本源。这是否意味着，互联网小额信贷的一系列痛点问题将得到根治？
然而，互联网金融行业深层结构性矛盾仍无法“一次性清零”。赵精武认为，一方面跨场景变相诱导、营销换马甲转移等灰色行为管控难度较大，比如部分网络主播隐晦推介信贷产品、以财经内容掩盖营销行为等现象仍可能继续“猫鼠游戏”；另一方面，跨平台居民多头借贷、过度授信问题，受征信数据孤岛限制难以全域管控。全链条穿透式监管仍需要长期配套建设。
业内人士表示，长期来看，还需构建全场景穿透监管体系和多部门协同的动态监管机制，比如打通消费、支付、首页、私域全渠道金融营销监管，严禁消费场景与信贷业务深度绑定，割裂消费与信贷强捆绑利益链条。同时健全居民全域借贷征信台账，严控个人多头借贷、过度授信，建立居民个人负债动态预警机制，从风控源头管控超额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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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讯（记者张静姝 通讯员宋如碧）因与育儿嫂产生分歧，雇主刘某单方面解除了与某家政公司的服务合同，并诉至法院要求退还剩余服务费。家政公司则以合同中“上岗24小时后会员费不可退”的条款为由拒绝。近日，北京市密云区人民法院审理了该起案件，不仅支持了刘某解除合同的诉求，更明确认定该“不退费”条款属于无效的格式条款。最终，法院判决家政公司向刘某退还服务费2300元。刘某因家里需要找人带娃，委托某家政公司帮忙找育儿嫂，并和公司签订了服务合同，后公司安排邢阿姨上门服务。因邢阿姨表现出色，2025年7月5日，双方续签一年期家庭服务合同，刘某向家政公司支付年度会员服务费4500元，合同期限至2026年7月4日。服务期间，刘某与邢阿姨因看护方式、服务质量产生分歧，于2025年10月24日要求邢阿姨停止服务，并自行通过其他渠道雇佣育儿嫂，随后向家政公司提出退还未履行部分服务费，遭到公司拒绝。家政公司辩称，合同约定上岗24小时后会员费不予退还，且公司可继续推荐替代人选，因刘某单方违约，不同意退费。双方协商未果，刘某诉至法院，请求解除合同并退还服务费2626元。法院经审理认为，案涉家政服务合同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刘某作为委托方，依法享有委托合同任意解除权，其以诉讼方式主张解除合同，法院确认合同应予解除。合同约定“上岗24小时后会员费不可退费”，属于不合理限制委托人主要权利的格式条款，有违公平原则，不应适用。合同提前解除系刘某自行另寻服务人员所致，家政公司并无过错，但公司未提供后续服务的期间，不应收取对应费用。综合合同履行情况、服务对价、双方过错程度等因素，法院最终判决确认合同解除，家政公司退还刘某服务费2300元，驳回刘某其他诉讼请求。法官表示，家政服务中介合同多属于委托合同范畴，委托人或受托人可依法随时解除合同。但委托人单方提前解除合同，并非无需承担任何责任，仍应根据合同履行情况、对方是否存在过错等，合理分担损失。家政公司单方制定的“上岗即不退费”条款，排除了委托人在合同无法继续履行时主张退还剩余费用的主要权利，明显加重消费者责任、免除自身义务，属于无效的格式条款，不具有法律效力。持续性家政服务合同不同于一次性中介服务，服务期限未届满而提前解除的，应当按照实际提供服务的期间结算费用。提供服务方无过错的，可获取已履行部分的合理报酬；未履行部分的费用，应酌情退还委托人。编辑 杨海 校对 穆祥桐
广西是全国重点侨乡，在特殊时期，大量民众赴海外谋生，形成“下南洋”潮，侨批成为广西华侨历史和文化的独特见证。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潮汕与东兴的侨批业者以东兴为核心枢纽，跨国协调金融、邮政、交通等各类职能机构，开辟出一条从东南亚经东兴，沿广西、广东内陆地区秘密转运至广东潮汕等地的侨汇通道，成为战乱时期海内外侨胞联结亲情、传递信义、运送侨批的重要纽带。
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统战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自治区侨务办公室主任李银霞表示，广西将深挖侨批文史资源，加强侨批文物保护，讲好广西侨批里的家国故事，让侨批文化更接地气、更打动人心；同时，广西将建强侨批文化阵地，开展展览和宣讲活动，推动侨批文化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擦亮侨乡文化名片，拓展深化涉侨文化交流。
“5月29日我刚参加了一个南京东路街道基层立法联系点开展的关于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的宣传普法活动，没想到才过了一个周末，又邀请我参加家政服务条例的意见建议征询活动。”上海艺恩家庭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张超是前来参会的企业代表之一。他发现，和他一起参会的，有同行，更多是各行各业的生面孔。“我是做收纳行业的，坐我旁边的是月嫂，会上还有学者、居民、执法人员、人大代表……氛围既宽松也严肃。”张超说，收纳在家政行业里算比较新的业态，虽然发展很快，但面临着缺乏行业标准、家政人员流动大难管理、维权没有依据等问题。这些，他统统在会上直言。
“市人大形成立法草案，其实时间非常有限，在向社会公开征询的过程中，‘翻译’很重要。”上海社科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彭辉教授，是南京东路街道基层立法联系点专家顾问，他告诉澎湃新闻记者，他们团队做的，是立法“翻译官”的工作：首先，将专业性很强的“法言法语”翻译成不同层次老百姓能听懂的“群言群语”。老百姓发表意见，肯定是就某一个或几个点展开，征询结束，他们再把这种“群言群语”提炼转化为“法言法语”。
“立法从来不是单一维度，一定是多重利益的博弈和平衡。法律就是列出一个最大公约数，让不同群体利益受到相应的保障，进一步促进产业的发展。”彭辉说，也正因为此，全过程人民民主在立法过程中就尤为重要。不仅仅是老百姓“一个都不能少”，彭辉记得，有老外参加基层立法点的征询会后告诉他，自己来中国20年了，他“是老外但不是外人”。“基层立法联系点，我觉得是中国式民主一个重要的体现和载体。”彭辉说道。
南京东路街道透露，2024年9月，南京东路街道办事处被上海市人大常委会确立为基层立法联系点，与市政府设在辖区内的顺天村居民区基层立法联系点共同构建起“党建引领、双轨并行、上下联动、多元共治”的特色立法参与模式。2025年，南京东路街道基层立法联系点围绕《上海市民营经济促进条例》等13部地方性法规征集民意，累计报送意见建议781条，86条建议被正式采纳。
最终，接待点收集到2000多条居民意见建议。“电梯天天关人，先解决这个，再谈贯通。”“停车难怎么解决？”中远两湾城第三居民区党总支书记恽梅称，意见收集多了，他们发现，必须正视这些“身边事”，“贯通”才能赢得民心。此后，街道和居民区党组织牵头，先后召开了13场专题磋商会，将2000多条意见梳理成13个主题的“项目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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